采访中，我们同情露宿地下通道流浪者的颠沛流离，我们悲悯过讨新农民工的无助，私下我们哀怜过空巢老人的孤独，他们都是我们笔下的弱势群体，我们相近办法让他们鼓起勇气直视我们的眼睛，表达他们最真实最迫切的愿望。可是有这样一类人，他们孤独但不被哀怜，他们无助但不被悲悯，他们身处牢笼但不被同情，他们眼前只是一片真空，在他们面前，采访者地座位永远是空荡荡地，他们期待么？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期待。

 

事件：

今天发生的事和一位“精神病人”有关，她早先和老公居于农村，去年全家被迫搬到县城，只因村里人都认为她有精神病，但在新的环境里，这样的指责依旧伴随着她，时不时地她会出现幻听，并且固执地认为声音发自楼上一对老人家，以至于昨天她用暖瓶把楼上一位老人的头打破，并且在人家门口泼了屎尿，最后用镰刀（离开了土地，她居然没有忘记保留这个老朋友）把人家的防盗门划花。

 

综上，各位看官已经可以认定这个女子精神确有问题，她的异常行为遭到邻里谴责，甚至居委会一度想再次送她去精神病院，（之前她老公已经送她去过一次，治疗了一段时间）因没钱付费而搁浅。

 

 

我们的这篇报道要告诉人们什么，要起到什么效果，这是需要用心去平衡地一个问题。

 

“我最想问律师地是，怎么能由这样一个有病地人祸害别人呢？到底有没有人管。”同行的shuoshuo一再说着。这个问题在报道中是必须作出解释的，很重要，但我窃以为稿子以此为终结有些浅了。这些问题很好回答，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就能找到原件，甚至不用有关部门站出来说。让我更有兴趣的是，她当初偏执的性格是如果影响周围舆论的，翻过来周围舆论又是如何反作用于她，加速她的病化（shuoshuo很赞成探究病因，但对我后来的舆论说和悲悯说似乎不太感冒）。了解这一点，展现给大家，会让她周围的人在谴责她的恶时，检讨自己是否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。我同街道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也交流过，摆的很清楚，论医术我们比不上专科大夫，无法对她进行救治；论组织协调能力，我们比不上居委会，无法监督协助她的爱人负起照看的责任，我们能作的只有告诉大家，她真的有病，大家可以笑话她，可以鄙视她，但将来鄙视者也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，因为舆论环境的压力会让有效的救治前功尽弃，只会看热闹者将为此买单，正所谓人人有责，良心会指着鼻子说“你也是有罪的。” 媒体是一个公器，不是某个人的出气筒，也不是各种检讨声音的留言版。

 

采访中，一度听到了她和居委会的对白，也见到了她本人（她一个人从医院取回了x光片，顺路还买了个西瓜回来，身材瘦小，脸色苍白）。我上前替她把西瓜拎到了五楼，她说谢谢，还不忘了问我是谁，整个过程我感决就想和一个正常人在对话，只有目光相对时，她眼神流露出惊疑，恐惧，让人觉得她有可能是抑郁症患者（也是精神病的一种）。她在和居委会对话时她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，即便为自己辩解，也辩解的“有理有据”（尽管她说得据并不属实），我突然有种冲动想问她“别人都说你是神经病，你如何看自己。”事后，我得这种举动被shuoshuo认为简直是疯了，跟神经病问这个问题的肯定也是神经病。一位律师朋友也表示不解，认为我这么想完全没有必要，因为她是病人，病人说得话是不作数的。

 

可我真的想和她对话，然后把和她的对话做到稿子里，可能我是个理想化的完美主义者，我希望在新闻事件里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，人人都有话语权，尽管她的行为异常，曾进精神病院治疗，但我相信我和她的交流会是有价值的，可能我得想法真的太纯粹了，太天真了，但想到第二天报道里都是对她不利的言词，而她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，这恐怕也不算公正吧。